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偷拍偷录所得民事婚姻证据的合法性及法庭效力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其有效性取决于证据获取的具体方式、地点、内容以及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核心判断标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尤其是隐私权）？
在私人场所（如家中卧室、酒店房间、私人办公室）：未经对方同意进行偷拍偷录，通常会被认定为严重侵犯隐私权，此类证据极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法庭不予采信。例如，在配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卧室安装摄像头。
在公共场所（如公园、餐厅大堂、街道）：在公共场所，个人合理隐私期待相对较低。如果谈话内容涉及婚姻过错（如承认出轨、转移财产等），并且录音录像是在公共场所公开进行的（非通过窃听设备），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被采纳。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合法，仍需结合具体情况判断（例如是否恶意诱导、内容是否涉及他人无关隐私等）。
在具有私密性的半公共场所（如自家客厅、私家车内）：情况更为复杂。如果谈话发生在仅限于夫妻双方或特定家庭成员的场合，偷录一方未经另一方明确同意，仍然很可能被认定为侵犯隐私权，证据合法性存疑。
涉及第三人：如果偷录内容包含了无关第三人的隐私信息，也可能因侵犯第三人权益而导致证据不被采纳或需要处理。
2.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进行偷拍偷录，无论内容如何，其证据本身就因来源非法而被排除。
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电脑、手机等物理或信息空间的方式获取的证据（如在对方手机上安装间谍软件），也属于非法证据。
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迫使对方说出某些内容并录音录像，证据也会因取证手段非法而被排除。
3.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
即使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被认可（例如公共场所的录音），该证据也必须与待证的婚姻案件事实（如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过错行为、财产状况等）具有关联性。
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伪造、篡改或剪辑后断章取义的片段。对方当事人有权对偷拍偷录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提出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演变（关键点）：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曾导致很多偷拍偷录证据被排除。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现行有效）重申了这一原则：“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关键变化在于强调 “严重侵害”。这表明并非所有侵害权益的方式都会导致证据无效，需要达到“严重”的程度。这为部分偷拍偷录证据（尤其是公共场所获取的、未造成严重侵权后果的）在法庭上被采纳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莆田调查公司的总结与建议：
1.高风险性： 在中国，通过偷拍偷录方式获取婚姻证据具有很高的法律风险。尤其是在私人场所获取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的可能性非常大。
2.公共场所相对宽松： 在公共场所（非私人领域）获取的、主要涉及当事人双方（而非无关第三人）且内容与案件直接相关的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被采纳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并非绝对。
3.手段非法则证据无效： 使用法律禁止的器材、非法侵入他人空间等手段本身违法，获取的证据必然无效。
4.个案判断： 最终是否采信，取决于法官对具体案件中取证手段的侵权严重程度、证据的重要性、案件性质（如是否涉及家庭暴力等严重情形）、社会公共利益等多方面的综合权衡。
5.证明力问题： 即使被采纳，偷拍偷录证据的证明力也可能受到挑战（如真实性、完整性），单一证据通常不足以定案，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
6.替代方案优先： 在婚姻纠纷中，应优先考虑通过合法途径收集证据，例如：
保存双方书面沟通记录（短信、微信、邮件）。
收集银行流水、财产凭证等书证。
寻找证人证言（需注意利害关系）。
在律师指导下进行合法取证（如申请法院调查令）。
在协商或调解过程中，在律师见证下形成书面文件或录音（需明确告知对方在录音）。
偷拍偷录所得的婚姻证据在中国并非绝对无效，但也绝非当然有效。其法庭效力高度依赖于取证的具体环境和手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核心是看是否构成“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在私人场所秘密录制（尤其是涉及隐私的场所）：大概率非法无效。
在公共场所公开录制（内容本身不侵权）：有被采纳的可能，但需谨慎。
使用非法器材或非法侵入方式：绝对无效。
强烈建议： 在婚姻纠纷中需要收集证据时，务必咨询专业律师。律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目标，提供合法、有效的取证策略建议，避免因自行使用偷拍偷录手段导致证据无效甚至自身陷入法律责任的风险。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证据才能在法庭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